媒体:中华鲟37年后或灭绝 种群已存活1.5亿年

"病人"已奄奄一息

中华鲟从太平洋回到长江口,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产卵。葛洲坝截流后,产卵地变成在葛洲坝下游,已无产卵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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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nbsp&nbsp&nbsp奇迹最终没有发生。连续两年的权威科考,没有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迹象。这一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的古老物种,可能再过37年,就将在自然界消失。

  2015年2月3日,“后福”的新闻通气会在荆州太湖中华鲟繁育基地召开。

  4个月前,这条野生中华鲟被渔民误捕时,受伤严重。左侧鼻孔撕裂,头部和背部有4道裂口,腮部被渔网缠绕。如今它已全面康复。

  专家给它起名“后福”,寓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是,这一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的古老物种,可能面临灭绝。

  2014年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等3家国内权威科研机构的联合监测结果显示,整个产卵季未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

  这也是第二年未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迹象。

  “这意味着未来最小的中华鲟可能就是2012年出生的。按照最保守估计,这批2012年的中华鲟最大能活40岁,也就是再过37年,整个物种就将在自然界消失。”上述机构的濒危鱼类保护组组长危起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后如再难觅产卵迹象,后果不堪设想。

  “中华鲟正在遭遇生存危机。”危说。

  这是长江里的中国“国宝”。三十余年,三代科研人员的努力,却眼睁睁看着中华鲟到了今天的地步。

  “当初认为,中华鲟毕竟是和恐龙同个时期的物种,对于人类近些年的活动,它应该是有适应能力的。然而事实上,我们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上述水产研究所具体主持监测活动的指挥王成友感慨道。

  赌注

  2014年的监测活动开始前,王成友和危起伟打了个赌,赌能否寻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迹象。王成友押宝“会有成果”。

  如果说2013年未产卵是因为水温升高所导致,那么,2014年产卵场的水温还正常些。这也是王成友的“筹码”。

  监测活动是在如今中华鲟唯一的自然产卵场葛洲坝下展开。

  这一古老物种是大型溯河洄游性鱼类,亿万年来,在夏季6、7月份,它们从太平洋回到长江口,溯流而上,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产卵,然后游回大洋。据此前诸多媒体报道,在1980年代,长江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葛洲坝建成之后,便阻断了中华鲟通向产卵场的唯一通道。不过,专家们却意外发现了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水域产卵。

  2014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多位科研人员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声呐探测、江底采卵、水下视频,等等。直到12月10日,监测活动仍无成果。王成友心里明白,他赌输了。

  考虑到一些鱼类会以中华鲟卵为食,监测人员甚至剖开了一些鱼肚皮进行检查,同样一无所获。

  12月31日,奇迹终未发生。

  中华鲟产卵时,需要低于20度的水温。一些专家指出长江上大坝的滞温效应,导致了大坝下游秋冬季节水温的上升。危起伟的电脑里存储了多年的水温数据,从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后,近些年,长江秋冬季水温平均升高了2-6度。

  这样的结论在多年前通过对人工繁育的中华鲟进行研究时就已发现,而目前的结果,则是在野生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中得以证实。

  “2013年无产卵是因为当年水温过高,不符合中华鲟产卵条件,而2014年无产卵则是因为上一年度的水温过高,使得这一年待产的一批中华鲟未发育成熟。”王成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还有一个实证。2014年11月25日,科研人员对一条不幸身亡的中华鲟解剖后发现,性腺中的脂肪很少,卵已经退化。“成熟的卵应该是椭圆形、一颗颗的,而这只鱼的卵已经是成‘稀饭’了。”危起伟说。

  然而,对于中华鲟无产卵的原因系水温上升,亦有专家持异议。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副所长高勇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致使野生中华鲟无自然产卵的主要因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

  在2013年监测无果的一年多时间里,主管部门也召开过不少会议,讨论中华鲟存亡问题。

  长江流域的主管部门、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11月17日曾组织过一次专家座谈会。根据当时媒体报道,“会议将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并向中央汇报。”

  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截至目前,尚无统一观点,不同的研究人员所持意见不一,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纠葛

  事实上,中华鲟早在2003年就向人类发出了危险信号。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此前,中华鲟每年的产卵都有两批次,而此后,产卵次数减为一次,产卵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个月。产卵数量同时也在逐渐减少。

  “这些信号我们看见了,和相关部门反映。但是并未得到重视。”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常剑波用“病来如山倒”形容目前中华鲟的危机。“尤其是‘生态’这种病,等到显现被人看到时,其疾病的历史可能已经有几十年了。”常剑波说。34年前葛洲坝截流,中华鲟可能便已“生病”。

  常剑波也会时常向各级管理部门提出中华鲟的保护问题。然而令他感到无力的是,不少官员在私下聊天时非常认同他的观点,而到了政策实操时,就完全变了。

  “国家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律比其他国家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究竟是我们能承受的,还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常剑波提出这样的问题。

  走进湖北的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办公室,可以看到一幅细长的《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示意图》。不过,地图上的核心区、缓冲区位置都已“过时”。

  2008年,这个保护区由原来的80公里变为现在的50公里,核心区由50公里缩短为现在的20公里。

  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一边纠正地图标注“错误”。

  缩短的这几十公里主要是在宜昌下辖区猇亭。当时的宜昌市正在建立猇亭临江工业园区。保护区面积缩小后,一些工厂就处于保护区外,便于审批。

  时任宜昌市委书记的郭有明已于2014年被立案调查,但造成的危害已无法挽回。危起伟形容这是一场“政治导致的生态灾难”。

  危起伟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专家咨询会实际上是“专家同意会”。几家科研单位起初都不同意,但无可奈何,包括院士,最终同意了缩减保护区面积。

  而对于这一段历史,当时的记录是:2008年5月8日,湖北省水产局主持召开了专家咨询会,专家们本着尊重生物活动规律和科学求实的态度,对中华鲟保护区范围调整进行了认真激烈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致意见。

  当时,一份关于“保护范围过大制约宜昌沿江经济走廊建设”的政协委员提案,与地方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随后,湖北省政府批复同意。一些工厂相继引入原来保护区江段的周边,投产运营。

  这样的“人祸”早在2004年就发生过。

  2004年,三峡公司在葛洲坝下兴建了一个工程,用以扩大葛洲坝的航运能力。

  葛洲坝水利工程设计两侧是船闸,中间是发电和泄洪设施。然而在实际使用中,西侧的船闸由于受中间装置排水水流的影响,轮船无法进入船闸,因而实际船舶只使用另一侧的船闸。要使西侧船闸发挥效用,就需要改变水流条件,在其中建设一个隔流墙。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条件,中华鲟在葛洲坝截流后找到了唯一的产卵场。建设隔流墙则破坏了中华鲟的唯一产卵场地。

  这一工程,同时位于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这显然是违反了自然保护区条例。

  “该工程主要改变了中华鲟产卵场的微地貌和水流,因此,我们要求在某些江段构建地形补偿,但后来施工没有落实到位。”常剑波说。常剑波也是环评报告的执笔人之一。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环保部需要对工程的环保措施进行验收,检查环保措施是否落实、是否有效果。但根据危起伟了解,时至今日,上述工程依然没有得到环保部的验收。
  挽救

  如果未受伤,“后福”本应逆流而上,到达葛洲坝下,然后产卵。

  “中华鲟不远千里从长江口游回到宜昌,到了以后不能产卵,再千里游回去。这样反反复复,对于鱼来讲,你说悲剧不悲剧?”危起伟说道。

  与保护大熊猫等陆生动物不同的是,中华鲟的生存地贯穿整个长江,无法圈定一片保护栖息地,且其生活的地方恰恰也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中华鲟的产卵场地还叠加了宜昌市地方依靠黄金水道发展经济的需求,与三峡公司依靠水位调节防洪发电的需求,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多位专家均这样认为。

  如何拯救野生中华鲟,业界依然是争论不休。

  “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大夫看完病觉得是这样的,那个大夫又觉得是那样的,但是综合起来好像都不对。拿不出一个医疗方案。我们还在继续寻找原因。”上述农业部匿名官员称。

  “现在的情况是,大夫一直在旁边会诊,没有治疗措施,而一旁的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说。

  长江水产研究所则希望通过建造一个人工代替产卵场作为补偿。

  “水库的滞温效应有一个特点,就是越靠近水库的地方,滞温效应越大。所以我们希望在下面某个水温、水流等条件都具备的潜在的产卵场,通过一些人工的改造,让中华鲟在人工产卵场繁殖。”王成友表示。

  摆在长江水产研究所面前的难题是,做好前期研究,说服各方争取经费。如果要实施,投入会非常大。

  目前,相关机构是将人、财、物力投入到了人工增殖放流的工作中,这包括长江水产研究所和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两家单位。据高勇介绍,该所每年有2000万经费用于濒危鱼类的增殖放流,迄今已经放流了500万余尾中华鲟。

  高勇带南方周末记者参观了中华鲟人工养殖的车间,不同代际、不同年龄的中华鲟被分别养殖在不同的池塘内,由人工精确控制水温、水质,并投放定量的食物。

  不过,对于人工增殖放流,业界争议很大。“增殖放流不能直接作用于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但是一种不得已情况下保种的办法。”危起伟说道。

  与受精、基因组合等技术突破的同时,还有放流后的低存活率。根据监测,从放流地到长江口,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的存活率只有5%。“在人工环境下生长的中华鲟,成熟后能否从大洋深处找到长江口,进入长江后能否找到产卵场,现在也还是个谜。”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何舜平表示。

  危起伟说:“人工养殖的子一代成熟个体要比野生的成熟个体小一半以上。雌性中华鲟一般是要达到350斤到600斤才能第一次成熟,而现在人工养殖中华鲟第一次成熟平均不到200斤。有的110斤就成熟了,个体很小,而且抗病能力非常差。”

  这或许是目前拯救中华鲟的现状。

  目前,“后福”仍在中华鲟保育和增殖放流中心内。与人工繁育的中华鲟相比,这只中华鲟显得更为粗糙,且块头之大,让人一眼就能从中华鲟鱼群辨认出来。

  据该中心太湖试验场负责人乔新美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向上级单位请示,希望将“后福”留下来。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后福”再次受到伤害或者死亡,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保护好这一尾野生亲本,用作科学研究。

  现在,“后福”正混迹于众多人工繁育出来的中华鲟中,围绕着圆形池塘,日日夜夜地,做着钟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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